一、倾听者的姿态是美丽的
我认识胡廷武先生的时候是在南京，他为人做事的风格都有点江南才子的味道，喝酒更是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气，连平常不贪杯的苏童受他感染，有一次在昆明
读过他的一本散文集，集中有一短文引起我的注意，这就是《听鼾》，我把它选到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。这篇短文特别有趣，人睡觉打呼噜，是一件比较讨厌的事情，而廷武先生则从中听到音乐般的趣味，热爱生活如此，境界就不同于一般的凡俗之人。现在读到了他的《九听》?《听书》《听鸟》《听吆喝》《听戏》《听蝉》《听歌》《听风》《听雨》《听鼾》?，更发现胡廷武的内心是那样的从容和智慧，他在用心生活着，思考着，写作着。在这样一个喧哗与骚动的年代里，我们已经习惯于话语的爆炸和声音的重叠，ＭＰ３之类的电子产品更是把电子和网络的话语爆炸和声音爆炸，到处是声音，人人都是声音和噪音的制造者，听音乐会也忙着参与，甚至古典音乐会为了吸引观众也变着法让人参与，参与是这个时代的时尚，开口也是这个时代的主流。电视里整天都是喋喋不休的主持人的“一腔废话”，人们好像已经丧失了倾听的能力，倾听一下好像会吃什么大亏似的。海德格尔说过大地是人栖息的家园，倾听者的姿态是美丽的。“九听”作为一个信息和话语爆炸时代的异姿态，暗合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精神。
《九听》是带有忆旧性质的“朝花夕拾”，是对“当年语声”的捕捉、把握和摹拟，仿佛是―种被清水浸泡过很久的声音，从白马镇上的砖墙上纷纷渗出。当我们毫无准备地受到那种声音的感动时，我们难以分辨其中的内容，甚至像面临危险的迷路人一样感到畏惧。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呆得太久了，我们快要迷失我们的灵性和听觉了。《九听》把我们从那样迷惘的噪音世界里拉了回来。我们在《九听》里读到童年和青少年的美好记忆，听白马镇上的烟云四起，物是人非。九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一个数，《九听》其实就是听一切声音，听一切动静，听可以听和不可以听之物什。很显然，听在全书里是一种叙述的触发点，并不是全部，更多的时候作家是在看，在讲述，在夜晚讲述，他的讲述“是一种迸发着奇异光辉的语言晶体，它不能转述，不能概括，任何精深到深沉的转述都难以成立，它不能转化为任何方式的扼要、选粹、钩沉、类聚、通诂、释义。作为奇异的语言晶体，它不能不是自己。它又像时间边缘冒出的异草，有无穷数的柔根嫩须，牵扯联络着我童年想象的每一块沙粒，每一棵梦幻树上流出的汁液，每一片终归散落的疼痛和欢喜。”一位诗人对古琴的描述，用在《九听》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二、我们的好心情到哪里去了？
《九听》的审美精神是寓古于今的现代美学的体现，这还体现在他对往昔生活的理解和执著的追溯。在自序《平民的圣餐》一文中，廷武先生感叹“幸福的感觉似乎正在离我们而去”，他感叹我们没有好的胃口，已经没有耐心把一个新鲜的茄子放到灶洞里去烤熟，现在的房子越住越大，可能够利用的空间却越来越小。在这里廷武先生涉及到一个哲学的命题，什么是幸福？幸福是人人都应该也是能够享受的权利，可现代人的生活却把欲望无限的扩大化，错误地认为欲望等同于幸福。人们在追逐各种欲望的实现，有了房子要大房子，有了一套还要两套三套，汽车也是要豪华要几辆，甚至妻室也变着法儿能多有，这种贪婪事实上并没有增加人的幸福，反而增加人的烦恼和痛苦。
而对现代人的困扰，廷武先生认为幸福首先存在于简单的生活之中，幸福是一种好心情。“简单生活”是白马镇人的生活哲学，也是廷武先生的人生态度，更是他的幸福观。作为一般的回忆性的写家乡的文字，基本上是赞美民风的淳朴和童年的单纯，廷武先生却把幸福这么难以言说的问题放进去思考，用白马小镇的安宁来反衬现代人的不幸福。纵观全书，发现廷武先生的简单生活幸福观，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：１、日常生活充满美感，也充满幸福的享受。《九听》实际写了九类人的人生态度，三教九流都有，但都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幸福。对他们来说，幸福并不奢侈，也不复杂，一碗豆腐脑，一场戏，一杯酒，都会是快乐源泉。在书中，他不厌其烦地写到了食物和吃喝，但都洋溢着生活的情趣。２、劳动的美感，这是廷武先生一贯的审美思想，他在赞美自然的时候，时常很自然地讴歌劳动者的美。有一首歌唱道：幸福不是毛毛雨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而《听吆喝》里的许富的幸福则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赌徒许富原先沉迷于赌博，因为一次巨大数额?六百吊在白马镇人那里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了?的赌博，被父亲砍了手，但并没有能悔改，但是在娶了媳妇姚莲花之后，居然放弃了赌博，而专心致志地和媳妇姚莲花一起磨豆腐做豆腐脑，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享受中。当白马镇人听到许富接替父亲许民生在街上吆喝卖豆腐脑的时候，一个浪荡子被生活拯救了。３、被女人关爱着的快乐。廷武先生笔下出现的女性很少不善良贤惠，很少不温柔可爱，像前面说的许富，原先赌的快乐高于一切，乃至于置生命?身体?而不顾，但姚莲花的爱居然让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这是很有意味的故事。
白马镇的生活是农耕时代的产物，它保存着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我们看到，或许由于物质的匮乏，或许由于科技的落后，白马镇上的人的生存要求更多地体现在顺其自然的层面上，因而呈现出浓烈的古风。像许富赢了六百吊不义之财，父亲许民生反倒如临大敌，退了钱，还砍了儿子的手。在今天看来，许富赢钱也就类似炒股票赚了一样，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白马镇上的人更相信劳动所得，磨豆腐和赌博形成的对比，也是好心情和坏心情的差别。廷武先生在不动声色地批判了惟利是图的金钱至上的铜臭人生，对亲情、乡情、爱情给予无条件的冷抒情?不赞美的赞美?的描绘。
“蔬果新雅好，酒肉旧狂风”，胡廷武的两句诗是他文章精神的最好写照。喜好新鲜的蔬菜水果，旧朋老友在一起畅饮，更是人生的真大的快乐。好心情的丧失在于幸福观的变异，没有正确的幸福观，哪里会有好心情呢？
三、文体与人
《九听》最初在《十月》上连载时，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议论，因为《十月》的专栏基本是散文，但《九听》又被很多的读者和评论家看作是小说。在成书出版时，编者又有意思地当作系列组合长篇小说做。有意思?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对体裁而言基本流行的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四分法，作家在写作时也是照谱而做。而胡廷武自己也说不清楚写的什么东西，他说，我只是自由地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和观念，在行文上常常自以为是，觉得怎样表达清楚一些，美一些，就怎么写。
这与苏东坡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，苏轼认为优秀的文章，“常行于不可不行，止于不可不止”，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不可局限于某种框框条条的制约，更不能概念先行，削足适履。当代著名的文体家汪曾祺也认为文章当如行云流水，要像树那样自然生长。从《九听》的创作实践来看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，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对文体的超越。他在写作之初，是有意识地按照散文的格局进行写作，但白马镇的丰富生活和白马人的丰富情感，已经撑破了原先的格局和框架，光“听”其实是包涵不了作家记忆中的人生体验，心中的美好情素。胡廷武没有被文体的框架所束缚，他按照生活和情感自然流动的轨迹去营造他的艺术世界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太熟悉了，白马镇的生活太让他难以割舍了，他在写作时，已经不是他在写白马镇，而是白马镇在写他，他在按照生活的逻辑形态在创作，而不是依照僵硬的文体去描红。因而，《九听》在文风上一气呵成，血脉相连，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，是自然生长的植物。
文体与作品的关系有点像衣服和人的关系，人穿衣服，犹如生活需要好的外在形态来表现一样，合适的衣服为人增加光彩，不合适的衣服只能扭曲人的形体和形象。不能让生活去迁就文体，但为生活定制一件合适的衣服并不是人人可为的，功力深厚的作家在于能够找到合适的表现形态。《九听》又是怎样的形态呢？《九听》能够在散文和小说之间如鱼得水，在于它抓住了白马镇这么一个独特的形象用力去塑造，《九听》的人物众多，作家并没有去按照小说的方式去提炼，而是依照生活自身的形态信笔写来，但这些人物整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形象――白马镇。“白马镇坐落在一个山窝里，一两千户人家，街道主要是两条，一条在山脊上，另一条在山沟里，我想若从天上看下来，这两条街道一定像两条大鱼，浮游在宇亩之间，沿山脊和山沟伸沿的房屋，就是它们长长的背鳍。”白马镇上的男男女女，单个看或许不足以与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典型人物相提并论，但白马镇的形象的独特和丰富和那些小说相比，却毫不逊色，这个滇南小镇有可能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、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渐渐为人所知。比如我吧，在看完前面“九听”之后，就想到那个叫白马的小镇住上几天，听听那些美丽而又快要消失了的“当年的语声”。
（《九听》，胡廷武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，１８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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